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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犯法如何處理,古今都是老大難,直到清代終于定下來了

2021-08-24  浩然文史

2018年4月2日,罪犯唐某攜帶鐵釬到范某家中借錢,后雙方發生爭吵,唐某遂用鐵釬擊打范某腰背部,將其打倒后,繼續用鐵釬擊打范某頭部,導致范某當場死亡。但后經法醫司法鑒定,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最終法院根據《刑法》第十八條規定判其死緩。如今精神病人傷人事件頻發,如何甄別精神病人真偽以及如何對其量刑成為我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大難題。不過這一難題,也令古人頭痛。古代司法體系面對犯下罪案的癲狂和瘋病之人,是一竿子全部打死,還是會酌情考慮慎重裁決呢?

一、清代以前精神病人殺人與常人同罪

在古代先人進行司法實踐時,早已發現了精神病犯人的存在,并稱其為“惷愚”,即一出生就有智力缺陷,舉止似兒童者。《周禮》中說:掌管司法的司刺擁有赦免三類人的權力,一是幼弱,二是老旄,第三類就是惷愚。但這種寬宥僅限于先天精神不健全的犯人。到了東漢漢安帝時,重臣陳忠極富創造性地提出身患狂易者殺人,如果想減刑,可以讓父母兄弟申請替代犯人接受刑罰。可這一制度性創舉并未在漢安帝以后延續下來。

唐代法律《唐律疏議》則把精神疾病定為殘疾的一種。患病輕一點的是廢疾,病情嚴重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稱為篤疾。并進一步對這類人群在法律層面提供寬恕。凡是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只要你身患廢疾,犯事程度在流放以下的僅僅處以監禁懲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的篤疾患者,就算你造反、謀逆和殺人,也有向上請愿獲得減罪的機會。同時這兩類人在審訊過程中都享有不得上刑逼供的待遇。唐代這種對精神病犯人酌情治罪的法律精神在宋元時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續,直到明代才被取消。

清代犯人

清代中國人口開始進入飛速增長時期,據葛劍雄先生推測,1655年,全中國人口大約1.19億人,到1850年道光時期,中國人口暴漲至4.3億人。人口基數的擴大,使得社會上精神病患者數量也大大增加。在那個沒有規范治療和集中收容手段的年代,這些難擁理智的病人往往會對社會秩序產生很大危害,那么面對瘋病之人犯罪頻發的局面,清朝統治者又該如何應對?

二、清代是如何處理精神病犯罪問題的?

嘉慶十八年發生了這樣一起烏龍案件,在福建有一叫劉幅邦的男子瘋病發作,大晚上瘋狂撞擊陌生人黃凝泰家的大門。黃凝泰不認識劉幅邦,更不知他身染瘋病,還以為是來搶劫的匪盜,驚懼之余將劉幅邦活生生毆死在自家門前。這起案件令當地主官十分為難,只能按過失殺人算,最終做出了杖一百、徒三年的處罰。瘋病之人不僅對社會產生危害,自身因為患病也在社會中處于弱勢群體。一些富有遠識的封疆大吏開始嘗試從源頭處解決問題。康熙二十八年,時任山東巡撫向刑部建議應讓瘋病患者的直系親屬承擔起對其約束管理的義務,若家中無親屬就交給鄉里地方。被看管的瘋病患者若犯下殺人罪,監護人就要擔責,重杖八十。

雍正九年發生了一起滅門案,使得預防瘋病之人犯罪制度最終納入到清朝法律體系中。四川省南川縣瘋病患者韋巨珍因發病將鄉人鄧士圣一家四口滅門。四川督撫遂提出在全國實行報官鎖錮制度。所謂報官鎖錮,就是誰家出了瘋病患者,要第一時間上報官府,并明確誰負責看護病人,確定好責任人。在這一過程中各環節責任更加明確。從親屬、鄰里到鄉里,最后到官府,哪個環節出問題就處理哪個,最高杖刑一百。報官鎖錮制度最終于乾隆五年正式編入《大清律例》中。

《大清律例》

除了建立預防犯罪制度,清廷開始逐步解決瘋病之人犯罪如何判刑的問題。起初,清軍入關后社會處于動蕩狀態,在法律上難以對社會各類群體進行細化完善。因此直到康熙初的時候,清廷一律采取“凡瘋病殺傷人者免議”的免罪政策。

乾隆時期《大清律例》最終制定完畢,對瘋病罪犯也從放任轉變為采取監禁手段。乾隆十九年,刑部經過討論認為,對于被監禁的罪犯,“俟痊愈之后,以期年為斷”,如不復發,便可以讓家人領回家防范。但刑部官員顯然不清楚精神疾病如不經過科學治療多半會復發的規律。很快,放回家的瘋病患者又開始復發鬧事。于是乾隆二十七年又下令:“凡瘋病殺人者,永遠鎖錮,雖或痊愈,不準釋放。”

癲狂樣

這一下就給別人整無期徒刑,不近人情不說,還給監獄系統造成壓力。嘉慶年間便又增加條款,如果瘋病患者是家里獨苗,且有老人需要贍養,可以在其痊愈并經過地方官診驗后釋放。倘若又病發滋事,那么親屬也要治罪,瘋病患者更是要蹲一輩子監獄。至此,清代針對瘋病患者犯罪的法律制度才基本形成。

三、清朝那些奇葩的案件

相關法律的制定不代表所有此類案件都能瞬間迎刃而解。一些奇葩案件還是需要地方主官來自行裁決。嘉慶十六年,瘋病患者侯法因病情發作,帶著菜刀跑到鄰居張鄭氏家里,手起刀落將其殺害,并將其女張二姐砍至重傷最后不治身亡。把侯法抓捕歸案的時候他還手舞足蹈犯著病。于是官府將其監禁,并請來醫師嘗試治療。不知道是醫師水平太高,還是侯因的精神病是間歇性的,居然一下子治好了。在審訊時還供吐明晰,縣老爺便開開心心判了他絞刑。

在清代判定一個人是否是瘋病也是要講證據的。要么是有親人提前報官,進行備案,要么此人瘋病遠近聞名、家喻戶曉。如果沒有這些證據,就不能按照瘋病犯案來做判決。嘉慶二十二年,劉廷任因感染風寒引發高燒,導致行為癲狂將仇人賴大安殺死。在將劉廷任收押后,官府咨詢多方得知犯人在此之前從未犯過瘋病,便按常人故意殺人定罪,判其絞刑。

清代對瘋病患者量刑雖比較寬容但并不迂腐。在清代《刑案匯覽》中記錄了六起瘋病之人殺死父親、母親、叔叔的案件。這種殺死尊親屬的行為如不嚴懲,無疑是對倫理綱常的踐踏,因此這些罪犯要么被斬監候,要么被凌遲處死。對于那種危害特別大的瘋病患者,即便行兇對象不是尊親屬,也不會輕易放過。凡是殺害兩人以上的犯人也依然會被判處死刑,以維護社會的穩定。

文史君說

在我國古代,雖然對精神病患者沒有很好的治療手段,但是在其犯罪方面,法律是漸漸完善的。甚至在清代還推出了預防其犯罪的法律法規,在量刑方面也有一定人性化考量。正如安提戈涅所說:“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法律是規范國家秩序,維護社會安定的準繩,也是體現公平,彰顯人性的明鏡。中國是人口大國,精神病人犯罪的比例小但數量多。考慮其病發時的無意識狀態,在法律上對該群體進行一定優待是沒問題的,但也要警惕有人鉆法律的空子,裝瘋賣傻來企圖逃脫法律的制裁。

參考文獻

郭嘉園:《清代瘋病犯罪研究》,鄭州大學2020年碩士論文。

蔣鐵初:中國古代精神病人犯罪法探析,《北方論叢》2005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天上白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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