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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額為視角,實證剖析假冒注冊商標罪之無罪辯護

2021-08-27  商標犯罪...

關鍵詞:假冒注冊商標罪 商標 注冊商標 專業律師 刑事辯護 無罪 金額數額

作者:何國銘律師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以侵害商標權為代表的侵犯知識產權違法犯罪活動頻頻發生,而在近年來,隨著我國對注冊商標的保護,假冒注冊商標罪的案件日漸增多。在真品與贗品,次品與優品,罪與非罪之間,我國司法實踐目前對此還是研究得比較少的,作為一名專注于注冊商標犯罪的律師,筆者從實證的角度,站在刑事辯護的立場,試論假冒注冊商品罪背后可能存在的無罪要點。

在假冒注冊的商標案件中,情節嚴重程度是區別罪與非罪的關鍵,只有當行為人的情節達到一定程度才作為犯罪處理,否則按一般的侵權行為處理,而這里的“情節嚴重”主要是以“非法經營數額”與“違法所得數額”為標準。根據刑法對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標準的規定,當被追訴人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或當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的,非法經營數額在3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2萬元以上。

由此可見,“情節嚴重”與否與“金額”相關,而這里的“金額”又可以分為非法經營數額、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數額,那么該如何區分三者呢?

所謂非法經營數額,一般是指商標侵權人生產、銷售或提供侵權便利(如倉儲、運輸、郵寄、隱匿)的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產品的價值。其既包括被追訴人已銷售的商品的價值,也包括未銷售貨物的價值。所謂“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它是沒有扣除成本、稅收的營業所得。所謂違法所得數額,一般是指侵權人生產或經銷侵權商品所獲得的純利。

我們均知在假冒注冊商標權犯罪的量刑上,對非法經營額、損失數額、違法所得額與銷售金額等不同類型犯罪數額的把握,是對行為人準確量刑的前提和關鍵。在司法實踐中,一般來說,辦案人員會通過對后臺數據、銷售臺賬、出貨單據、郵寄記錄等書證,以及結合被追訴人的口供、證人證言等言辭證據來綜合認定非法經營數額。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在認定被侵權產品未在中國境內銷售等非法經營數額存在一定爭議。主要基于兩類因素,一是“貨標分離”的情形,某些被追訴人通常不開具進貨、售貨單據,不留進貨、售貨記錄,庫房存貨與銷售現場分離。二是被追訴人為了提升人氣與等級,存在大量刷單行為、接受客戶退貨的行為。

考慮到“數額”在假冒注冊商標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無罪辯護要點,筆者在此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為例,對此罪進行剖析。

案例一:這是一起案發于廣州的案件,偵查機關認為程某某為非法牟利,承租本市白云區某小區的樓房作為倉庫,在未經商標權利人許可,存儲、銷售假冒偽劣的“艾杜莎”等品牌的化妝品。該案移送審查起訴后,基于在案證據無法證實程某某的經營數額達到了5萬元之上,不能證實程某已經達到了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標準,最終程某某獲不起訴處理。

案例二:住在合肥的沈某邀請了他的岳父高某某制作假冒貴州茅臺、劍南春白酒,由沈某某負責銷售。偵查人員通過收集證據,認為沈某某已銷售給李某某等人及現場查扣的假酒非法經營數額達到了35212元。但該案移送檢察院后,基于偵查機關對沈某某已銷售給李某某的假冒貴州茅臺白酒價格是以鑒定價格計算非法經營數額,而非以銷售價格予以認定的,而在偵查人員多次補偵未果后,不能認定沈某某非法經營的數額達到了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標準,由此對沈某與高某均作出了不起訴處理。

案例三:案發于江西的一起案件中,馬某在家中與丈夫王某一起生產假冒今世緣、國緣、天之藍、夢之藍等注冊商標的白酒,偵查機關認為貨值金額共計人民幣13萬余元。但基于在案證據無法查證馬某參與生產侵權白酒及其數量、貨值金額方面的犯罪事實,即無法查證馬某的非法經營金額達到入罪的數額標準,檢察院故對馬某與王某均作無罪處理。

案例四:案發于深圳的一起案件中,陳某在沒有取得OPPO、vivo等注冊商標權利人許可的情況下,購進二手舊OPPO、vivo手機及假冒的手機屏幕、后蓋、電池等配件,利用自備的手機翻新加工工具,采取測試、拆換等加工方式,非法加工生產假冒的OPPO、vivo手機,并通過自營的閑魚賬戶對外銷售牟利。檢察院認為此案已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金額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也就是說該案尚無足夠的證據能夠證實被追訴人所經營的經營數額達到了3萬元,達到了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入罪數額標準。

案例五:案發于山東的一起案件,孟某某從江西及廣東省分別購買機器設備及原料,爾后在家中假冒“中華”、“佳潔士”、“黑人”注冊商標,生產“中華健齒白牙膏”、“佳潔士草本水晶牙膏”、“黑人”系列牙膏,然后通過物流銷往河南、山東等地市。檢察院認為已查明的實際銷售價格和銷售數額,被不起訴人孟某某的非法經營數額23700余元,未達到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追訴標準。孟某某的其他銷售下線未查明,其他銷售數額不清,且孟某某生產的部分牙膏菌落總數超標,但數額較小,不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案例六:案發于福建的一起案件中,黃某是泉州市**鞋服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組織工人生產假冒“阿迪達斯”品牌商標的運動鞋,后辦案人員在生產車間內當場查獲1200雙假冒“阿迪達斯”品牌商標的運動鞋。經過鑒定,該批運動鞋的價值人民幣503280元。但此案由于黃某對其假冒注冊的商品的實際銷路提出辯解,而現有證據既無法證實其辯解的真實性,也沒法排除其可疑性,故在認定被不起訴人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的“非法經營數額”存在不確定性,不能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結論,后檢察人員對黃某作出不起訴處理。

案例七:案發于四川一起案件中,姚某在明知葉某雇傭其生產、制造假冒品牌洋酒的情況下,仍接受葉某的雇傭,積極參與生產。后公安機關在葉某的制假窩點內查獲的372瓶假冒成品洋酒,參照廠家市場價格計算,價值383264元。基于被查扣的假冒品牌洋酒按市場同等質量的產品價格認定貨值為7001元,未達到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追訴標準,且葉某等人生產、銷售假冒洋酒的數額及獲利情況不清,是否達到假冒注冊商標罪的追訴標準不清,最終姚某與葉某均獲得了不起訴處理。

案例八:深圳的林某經營著一家電子有限公司,他在未經UL公司許可的情況下,私自生產銷售帶有“UL”商標標識的各類型號線材,偵查機關認為涉案的金額共計人民幣1822964.29元。后經基于該案存在諸多關鍵證據未能收集,而現有證據無法證實非法經營數額達到起訴標準,最終林某獲不起訴無罪釋放。

我們堅持用實證剖析假冒注冊商標罪中司法難點,以典型案例指引實務工作。見一葉而知深秋,窺一斑而見全豹,盡管以上案例不能詳盡全部情形,但卻極具代表性意義,希望本文能夠給諸位同行帶來啟發,對在辦理類似案件中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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